申明亭制度是明初時期創(chuàng)置的一項民間基層治理制度。據(jù)史料記載，申明亭芻形最早起源于周代。《周禮·地官下》曰：“里宰，以歲時合耦于鋤，以治稼穡，趨其耕耨，行其秩敘，以待有司之政令，而征斂其財賦”。鄭玄認為，這里的“鋤”為“街彈之室”，其功能是以期懲惡，凈化民風，穩(wěn)定社會秩序。史載，自洪武三年至（洪武）八年，各地府州縣以及鄉(xiāng)之里社廣泛建立了申明亭，且建造位置常在縣治或州治之前，并成為一種定制，可見其地位之重要。申明亭制度做為古代社會治理之創(chuàng)新，其所體現(xiàn)出的理念，不僅在當時禮法結合的封建傳統(tǒng)下是難能可貴的，且對當今積極踐行“楓橋經驗”，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仍然有其諸多可借鑒之處。
申明亭的功用
讀法明理﹑彰善抑惡 。史載：明制“十戶為甲，甲有首。一百一十戶為里，里有長?！痹O申明亭，里老人定期向里中百姓宣讀并講解《大誥》、《大明律》、《教民榜文》等，同時還宣講“孝順父母,尊敬長上,和睦鄉(xiāng)里，教訓子弟，各安生理，毋作非為”等《圣諭》六事。里老人年長、沉穩(wěn)、成熟、智意，他們能以較為合理的方式解決問題，也可以通過諸如：德、信、守、義等道德情操和自身的聲譽、品性來感染、教化、引導、震懾周圍的人群。申明亭內還懸掛“黑榜”，定期公布里內的壞人壞事以及懲罰決定。諸如不孝不悌、毆罵尊長、亂倫獸行、奸盜詐偽、賭博宰牛、教唆詞訟、歃結兇拳者,皆列名其中。凡上“黑榜”之人,須接受里甲的管制教育。與申明亭處相對，設旌善亭。亭內懸掛“紅榜”，用來表彰好人好事。諸如行孝悌、救急難、助婚喪、解紛息訟、化盜為良、賑饑施藥、修橋鋪路、施棺木葬無主之骸、拾金不昧等，以彰其善行。
理斷民訟、輔弼刑治。申明亭不僅讀法﹑明理﹑彰善、抑惡，而且還是剖決爭訟﹑輔弼刑治之所。
首先，《教民榜文》對申明亭的理訟范圍做了明確規(guī)定。諸如戶婚、田土、斗毆等共十九項民間詞訟都交由“老人里甲合理”。其它如奸盜、詐偽、人命等案件，本應屬官府管轄，但若不是十惡、強盜、殺人等重案，只要在“本鄉(xiāng)本里內自能含忍省事不麝告官”的，仍可由里老人決斷，且里老人必須“聽其所以，不許推調不理對于此”。同時，還規(guī)定這些糾紛不可直訴官府，否則不問虛實，先打六十大板，發(fā)回里老評理。
其次，《教民榜文》創(chuàng)制了一種獨特的集體裁決制度。如史料記載：“本里老人，遇有難決事務，或子弟親戚有犯相干，須令東西南北四鄰里分，或三里五里眾老人里甲剖決?！比绱瞬脹Q，則有見知多者，是非自然明白。
再次，對里老人所作的理斷、裁決是被法律賦予效力的。這些理斷、裁決經官府確認就可以成為人們定分止爭、確認權利的有力證明。里老人也由此被稱為“無印御史”，頗受地方官員、鄉(xiāng)里百姓的禮待。
由上可知，貫穿于申明亭制度的一條主線就是勸民向善、使民和睦、尊上愛幼、敬老服德、和息無訟、互助互愛等。可以說，中國傳統(tǒng)法律文化中有關勸諭教民的內容都直接體現(xiàn)于里老人理訟的各個環(huán)節(jié)。因此，申明亭制度不僅僅是一個基層司法裁判權制度的創(chuàng)見，更是一個融禮義法則為一體、道德說教與刑罰制裁相結合、國家司法權與鄉(xiāng)里司法自治互為表里的基層治理制度的具體運用。
申明亭制度與“楓橋經驗”的契合
申明亭制度做為古代鄉(xiāng)村基層社會治理的傳統(tǒng)文化，其核心精神為“楓橋經驗”的成功提供了主要借鑒因素，是數(shù)千年古代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文化與精神的濃縮，更是回歸傳統(tǒng)、弘揚文化精神的典范。二者契合之處就在于：
首先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，申明亭制度以教化和調解這種舒緩的方式處理矛盾和糾紛，不僅最大限度的維護了社會穩(wěn)定，同時也體現(xiàn)出節(jié)約解決糾紛成本，減輕百姓負擔的目的，更符合經濟學的要求。這與“楓橋經驗”所體現(xiàn)的“就地解決”這一突出特點完全一致。
其次，從實施的效果看，均發(fā)揮了穩(wěn)定基層秩序和社會和諧的重要作用。申明亭通過頒布《教民榜文》等法律，在處理民間細故的訴訟程序上，借助民間力量，施行道德教化、勸民息訟，從而達到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，實現(xiàn)整個鄉(xiāng)村基層社會的穩(wěn)定與和諧，這也正是“楓橋經驗”通過基層自治所追求的社會效果。
再次，從價值目標上看，均注重對和諧的追求。申明亭制度所依據(jù)的“禮”等儒家倫理道德和民間習俗，以及以“息訟"、“德化”為主要原則的理訟模式，貫穿著中國傳統(tǒng)訴訟文化的最高價值導向——“禮之用，和為貴”和“無訟”理想。而“楓橋經驗”的精髓，其一以貫之的價值追求便是體現(xiàn)和諧與無訟，二者追求的理念及價值目標高度契合。
最后，從調處機制上看，二者均是基層自治形式。 申明亭制度以戶為里甲，選高年有德、眾所推服者充耆老，不但勸民為善，而且果決是非。這套“就地解決矛盾”的治理思路及“教化在先、調處在后、調中有教”的工作方式，在鄉(xiāng)土社會中無疑是可行的?！皸鳂蚪涷灐痹从趥鹘y(tǒng)，但又立足現(xiàn)實，經過積累與實踐形成了一套極有特色的“就地解決”模式，即：“家庭瑣事不出戶、鄰里矛盾不出組、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鎮(zhèn)、矛盾不上交”。同時，“楓橋經驗”還奉行“四先四早”的工作機制和思路，即：“預警在先，苗頭問題早消化；教育在先，重點對象早轉化；控制在先，敏感時期早防范；調解在先，矛盾糾紛早處理?！边@與傳統(tǒng)申明亭制度法文化的理念是一致的。
申明亭制度對升華“楓橋經驗”的啟示
申明亭制度因其受禮法教化及其規(guī)則的匡范，具有一定局限性，故已湮滅。但其所承載、陶冶的文明和文化傳承歷久彌新。取其精華，去其糟粕，對升華“楓橋經驗”，促進完善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有極其重要的現(xiàn)實意義。
毋庸諱言，在基層社會治理現(xiàn)代化發(fā)展過程中，傳統(tǒng)治理模式不是一種保守的、無變化的靜態(tài)結構，也不是與現(xiàn)代治理機制涇渭分明，水火不容的，更未因其“傳統(tǒng)性”而完全喪失自身的價值，兩者往往是交融在一起作為一個活的歷史獲得延續(xù)，進而在現(xiàn)代社會治理中發(fā)揮新的作用。如今，時過境遷，文化環(huán)境、制度土壤都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歷史的力量無法直接作用于現(xiàn)在，今天也無法全面實踐過去的理論，但對比申明亭制度與“楓橋經驗”的基層治理實踐，不難發(fā)現(xiàn)楓橋的成功離不開對傳統(tǒng)法文化資源的借鑒?！皸鳂蚪涷灐彪m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但仍有挖掘的潛力和發(fā)展的空間，要做到盡善盡美，特別是在構建當代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方面，仍可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層面上繼續(xù)向中國古代借鑒經驗。
來源：內蒙古自治區(qū)太仆寺旗人民法院 趙金慨
